我的故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在那个嘲笑“马尾巴的功能”（注：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决裂》里的台词）的年代，却鬼使神差地有过一段重学历史，整个村子里崇尚求学，这种民风使我村的青少年获益匪浅，后来恢复高考后，人才辈出……直到现在，一大批那个时候走出山去的人材目前仍正值壮年，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各领风骚，在这一大批中，最出类拔萃的，是一位叫刘俊生的书生。
一个星期日，正在北京接受培训的我，趁着难得的机会，从立水桥赶到蓟门桥，去看望30多年前就令我崇拜敬仰、现在记忆中仍是风华正茂形象的那位同村的书生。
事先经过了预约。我在楼下约摸等了10分钟，便看到一对夫妻从街上采购回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刘老师！一个身材魁梧、正值壮年的汉子。与记忆中的刘老师相比，少了风华正茂，多了沉稳刚健，少了神采飞扬，多了平淡儒雅。
与刘老师夫妇一起进入他们的家，坐下，吃嫂子切来的西瓜。由于是同乡，自然以聊家常为主，谈起这些年各自的生活情况，回忆起家乡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是在“外面”工作的几个人的情况，都很感慨。
几年来我经常关注有关刘老师的资讯，所以我对刘老师的情况有所了解。刘老师是管理学博士，现任所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方向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学会理事，北京市高校管理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公务员制度研究会秘书长。出版专著有《公共人事管理比较分析》、《公共人事制度》和《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出版译著有《比较公共行政》、《公共组织理论》和《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主编高等院校教材有《管理学》和《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在本专业相关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五项。
当我说到，刘老师取得了这样高的成就，该是达到顶峰了吧？刘老师表示，职称方面也就这样了。但大学里现在也都是聘用制，竞争和压力将一直存在着。当我向刘老师汇报起我在职期间的学习一直没中断，而且很巧的是，我后来学研究生的专业也是行政管理时，刘老师很高兴，和嫂子一起给予我肯定。
不知不觉已聊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请求刘老师把他这些年写的书送我几本拜读，他谦逊地说“没什么用的”，然后到书房拿出几本递给我。
我告辞时，嫂子张罗着要留我吃饭，我笑着说，不了，吃饭是小事，我今天能在北京见到崇拜的刘老师，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当今社会人才济济，但刘老师取得的成就仍足以使人仰慕不已，可是，如果你知道刘老师成功的背景材料后，你会接着感叹不已——
刘老师在我国恢复高考的前夜，那段支离破碎的教育环境下，连高中都没上成。那时天资聪明的他，在村里小学与人一起办起了生产算盘的校办工厂。包括我在内的小学生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间做工，然后学费被减免。学生锻炼了动手能力，培养了劳动观念；学校则以工养校，大办教育，良性发展。那时还是产品奇缺的年代，村办学校生产的算盘，远销全国各地。虽是半手工作坊的产品，但质量信誉远近闻名。刘老师作为该校办工厂技术设计者和生产组织者，受到全村人的刮目相看。
恢复高考后，刘老师边劳动边自学，凭着自己极高的悟性和自学能力，考上了河南大学，毕业分配后，又边工作边学习，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直到有今天的成就。
如果说一个人通过“全日制”式地学习，最后考上大学可喜可贺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仅仅初中毕业，通过自学高中课程考上当时著名本科院校的人来说，则非同寻常；如果说近些年来，高考竞争越来越激烈，成绩差距越来越小，能脱颖而出的学生多半靠的是刻苦与勤奋的话，那么刘老师那时靠的则完全是天资聪颖。
《说文》曰：“俊，材千人也。”《春秋繁露?爵国》道：“十人者曰豪，百人者曰杰，千人者曰俊……”意思都是说“俊”是“‘千’里挑一”。而对于刘俊生老师，即使改以“万”计，又怎能表述出他的非凡与卓越？我进而感叹，称“俊”儒生千千万，名副其实能几人？有同样名字的我不禁为这个“从人复声”之字郁闷起来。
在我挥手向刘老师告别，扭转身踏上归途时，刘老师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影像重又收复了我的脑海阵地，再去寻忆他刚刚的样子，竟是不太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