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把写小说当作自己创作的主流了。
在写小说之前，我差不多写了10年的诗歌。10年，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10年间，也让我写出了数量惊人的诗歌，仔细检点后我发现大约有3000首之多，足以出版厚厚的十本诗集了。因为在这之前，连我自己都不曾注意，我平均每年能写那么多，而且都是在受人歧视的打工之余啊。后来，我发现好多诗歌刊物由于世俗风气的沾染，发稿子都是看身份、看地位，而且编辑之间相互换发稿子的现象也很严重，像我这样一穷二白的乡下写作者，根本没有人理睬，即便有好心公正的编辑老师偶尔编发上一些，那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即便发了，相当多的刊物也不给稿费，这时候，写小说，似乎成了我的必然出路：至少，我可以多挣一点钱来养活自己，也叫以文养文吧。
必须承认，在写小说之前，我读过张贤亮、贾平凹、铁凝、苏童、何立伟、王跃文等中国当代许多优秀作家的小说，可以说我读的很多，但一直都是欣赏，积累。所以，虽然打定主意写小说时我雄心勃勃，但一旦坐在写字台前，依然非常心虚。因为我一直没有动笔写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后来，在我的尝试与努力下，终于还是写成了十几个小小说，其中《没有说出口的爱》刊发在2002年4期《吐鲁番》杂志上，《小费》刊发在2002年17期半月刊《辽宁青年》杂志上，《阿军的故事》（二题）刊发在2002年4、5期合刊《杉乡文学》趣味小小说版杂志上，《写材料的爸爸》刊发在2002年11期《杉乡文学》滑稽大王版杂志上，《恩公的小费》刊发在2002年12期《杉乡文学》滑稽大王版杂志上，《小费》刊发在2002年23期半月刊《故事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贼》刊发在2005年8期《椰城》故事王中王杂志上，《比爸爸》刊发在2007年9期《微型小说》杂志上，还有《石头开花》、《意外》等刊发在《金秋》杂志、《陕西工人报》等行业报刊上……这些文章的发表给了我写小说的信心，于是我又尝试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其中9000多字的《殇》被陈琳老师在2004年4期文学季刊《华原》（铜川市文联）杂志做为重点篇目头条编发了，《阿军》被石孩老师编发在2004年4期《陕北》（榆林市文联）文学季刊上，6400多字的《为爱情哭泣》被张英姿老师编发在2006年1期《大平原》（吉林四平市文联）文学季刊上，11800字的《花花》已由段春华老师在2007年6期双月刊杂志《北方作家》（酒泉市文联）作为重点篇目头条编发了，还有近乎7000字的《人在江湖》又被郝明老师在2007年3期大型文学季刊《安塞文艺》（安塞县文联）杂志编发……这对我的鼓舞当然不小，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喜欢上了这种讲述故事的淋漓状态。因为我写诗歌的时候，都是反复提炼自己的生活，吟唱由克制的激情主宰。而写小说的时候，我是切入别人的生活，并且虚构和主宰别人的命运，这对我来说，虽然是一种冒险，但的确惊险刺激，充满宣泄的快感。它带给我的，是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梦想生活与宣泄的欲望。我写小说，也刚好满足了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意而生发的宣泄的欲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承载了诗歌所不能承载的部分：因为在我的理解里，诗歌才有义务歌唱生活的美好，再现人性的温情和激情，它是维护；而小说则刚好相反，它必须揭示生活中那些往往被掩藏起来的东西，必须指向人性的弱点，它是破坏，带有批判性与强烈的使命感。
所以，之前看过我诗歌的人，再看我的小说，就觉得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手法，有些迷惑不解，而在我心里，这则是一种必然。就像我在写《殇》这个小说的时候，有种置身事外的幸灾乐祸。但到结尾的时候，我又感到心痛：我不想把主人公阿军逼上绝路，更不想把我自己逼上绝路。但这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甚至比这更残酷。我的确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