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区早期的“拓荒牛”群像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拼，勇敢无畏的个性为他们所共有。他们生尽千方百计创新手段来一点一点解放被计划经济桎梏已久的生产力，每一次的挣脱都是一次带血的蜕变，一次次的阵痛在他们身后铺就了一条特区改革的血路。他们的努力曾被人误解，甚至换来省里的批评和中央有关人员的责难。但他们认准方向，顶住了压力。历史最终以他们的经验在全国推广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他们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
甄锡培就是这群像中的一员。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诚心诚意为人民办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组织将他安排在哪里，他都能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苦难砺志奋发图强
广东省台山市地处南海之滨，毗邻港澳，依山傍水，物产丰饶，历史悠久，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近代更是英才辈出，蕴育了诸如雷洁琼、伍冰枝、陈丹青、温应星、黄宗沾、甄子丹等灿如星汉的各界精英，1926年出生的甄锡培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有“全国第一侨乡”美誉的台山现住居民不足百万，而旅居海外、港台的侨民却达130多万。在一段时期，这里几乎家家有海外关系，户户与华侨沾亲。精明强干、敢闯敢拼、善于学习的侨乡文化自然得以浸染发扬。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甄锡培耳濡目染之中养成了好学图强的侨乡子弟性格。
迫于生计，在甄锡培还很小时甄父就随甄锡培的祖父漂洋过海，到新西兰谋生，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支撑着清贫的家庭。在甄锡培的记忆里，儿时家里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艰苦的环境，培养了他勤俭节约的习惯、刚毅坚强的个性。
家庭贫困，甄家祖辈目不识丁，亲人间的书信往来只好请人代写代念。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深深印在了甄锡培的脑海，发奋读书的念头在他幼小的心田生根发芽。7岁那年甄锡培跨进了学堂大门，他刻苦努力、好学上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台山师范学校，后进入台山市的广州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他发奋苦读，自立生活，每次考试都能获得令人羡慕的好成绩，老师喜欢他，同学敬佩他，直到中学毕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他考入广州南方商业专科学校，1948年转入广州华侨大学；最后来到香港，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会计系学习。此间，三个姐姐相继出嫁，时常接济家里，加上父亲和爷爷在国外打工的收入添补，生活勉强可过。虽在战乱年代，但当地政府还算重视教育，像他这样的华侨子女，在师范学校里还享受到了减免学费的特殊照顾。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对知识的渴求，反而激发了他无限的求知欲望，努力奋斗的意志更加坚定。少小离家的甄锡培，在求学的路上不畏艰险，不怕吃苦，凭着一股闯劲一步一个脚印，奋力攀向光辉的顶点。1950年7月，他正式走上了工作岗位，聪明勤奋的甄锡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盼，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兑现了少年时立下的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誓言，也圆了父母“家有文化人”的梦想。

峥嵘岁月跌宕人生
广州解放不久，还在香港学习的甄锡培给同乡时任广州税务局局长余美庆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毕业后想回内地参加革命工作的想法。余美庆非常支持，回信建议他毕业后参加广州税务系统高级会计考试。于是，他通过考试录取途径参加了革命工作，翻开了自己不平凡人生的崭新一页。
建国初期，拥有中学学历便可称作知识分子，像甄锡培这样大学毕业又专门学习过会计的经济型人才十分难得，自然显得鹤立鸡群。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视野开阔的他，不仅在会计业务上得心应手，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出类拔萃、应对自如，领导常派他去负责重要的任务，他总能把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一次，领导安排他负责侦查一个影响极大的偷税漏税案。在他的带领下，办案组人员经过周密的调查和严格取证，终于查获了该案资本家走私漏税的全部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个走私数额巨大、影响极坏的犯罪团伙被一举捣毁。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的税收损失，有力地维护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尊严。为表彰他们出色的工作，上级对有功人员进行了物质奖励。面对丰厚的奖金，甄锡培却没有想到个人，而是全部捐给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作为抗美援朝经费。
1951年7月，工作刚满一年的甄锡培被从一般办事员提升为广州市税务局第三分局工商股股长。1952年机构大调整，广州市被重新划分为东、南、西、北和中五个行政区。甄锡培在这次调整中升任广州市中区税务分局查账科副科长。1954年4月，他因工作出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出任广州市中区税务分局副局长，不久升任广州市中区财贸部部长、统战部总长；1960年，广州市再次进行机构调整，原来的东、南、西、北、中五个区改为东山区、海珠区、荔湾区、郊区和越秀区。甄锡培再次被委以重任，调任越秀区区委常委兼区委办公室主任。随后，被选举为越秀区副区长。
建国后17年这段时间，甄锡培度过了较为轻松快乐的时光，尽管工作多次变动，但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诚心诚意为人民办事，作出了很大贡献，得到了组织的肯定。
“文革”开始后，甄锡培被列为“走资派”，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最令他难忘的是在广州医学院被隔离审查的日子。此前，他曾被广州市委派到这里领导“四清”运动，现在自然成了一部分人反攻倒算的靶子。在那里，他白天接受造反派的游街批斗，晚上被安排同实验室里的人体标本作伴，面对尸体怪胎认罪反省。在这种阴森恐怖、与孤魂相伴的环境中，浑浑噩噩不知岁月甲子。造反派们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他们认为应该专政的对象进行心理麻醉，企图彻底摧残他们的意志，摧毁他们的思想。在那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的这段经历让甄锡培不堪回首，无法忘怀。
1969年底，甄锡培恢复工作，结束了审查。又先后担任广州合金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商业贮运局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轧延厂党委书记。
1976年是中国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也是甄锡培及其同代人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是邓小平、毛泽东。前者即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后者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中国这艘偏离了航道的巨轮，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引领下，终于回到了正常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