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斤是98年走的，屈指算来，今年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从他刚一去世，就有写篇文字纪念他的念头，只是一来陷于俗务，心浮气躁的；二来也手懒，就一直没有动笔，一拖竞拖了这么些年。然而随着年龄渐长，怀旧之心竞也日盛，忍不住就想把些故友旧事写出来，纪念老友的同时，也算是偿了我多年的心愿。于是乎然。
九斤是我的同学，小学就同校同级，只是不同班，彼此也是相熟的。到了中学，分到了一个班上，因为很说得来，渐渐就成了铁杆朋友。九斤是他的乳名，真名叫舒金庆，大概出生之时体重达九斤之重，家里就这么叫了起来。因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同名，大家很是取笑了他些日子。好在他打小就是一个性子，嘻嘻哈哈的，还调皮，到三十大几的时候仍是那样，一副长不大的样子，从不知道什么生气。别人取笑他，他也只管跟着笑，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放过了。
学生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的调皮外，就是他的聪明了。他从来就不是个很刻苦的学生，上课时常要老师批评的。一会戳戳这个，一会踢踢那个，甚而至于跳墙逃课去和同学玩纸牌麻将，在他都是常事。但他的成绩，在班上却一直稳居前列。大概这和他的大脑重量有关系吧。学生时代他个子并不高，瘦瘦的，脑袋却硕大。那时流行戴军帽，他比我个子略矮，帽子却比我大两个号，班上另有两个同学也属此类，也同样聪明毕露，于是我们把他们的好成绩，也就当成天经地义的了。
高中毕业后，他轻轻松松考上了郑州工学院，学的是土木建筑专业。自此我们便生活在两个城市。好在郑州距开封仅七十公里，他是不断回来的，我们也常去叨扰他，因此在他上大学期间，我们并没有分离的感觉。直到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的一家部属设计院，我们才算是真正天各一方了。平时除了写信问好，每年春节他回来探亲以外，就很少能见面。不过一九八八年我去东北，中途去看了他和另两位同在天津的朋友，在天津小聚了一天，第二天，他又专门请了假，陪我到北京盘桓了两日，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才一个人回天津了。记忆中，那是中学毕业后我们在一起呆的最长的一次。
九斤的妻在郑州，有了女儿后，九斤便设法调回了郑州，在省直一家设计院工作。我们又常见面了，也常去他家。因为隔行，我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但每次去，总见他忙，设计室好似也搬到了家里，不大的书房里，堆满了他的书籍、工具，设计台上永远有未完成的图纸，可见他对于工作，还是很尽责的。所以当我听说他辞去公职的时候，不免很吃了一惊。当时他的职业还是较让人羡慕的，省直机关，铁饭碗，收入本来就不错，做设计又有提成，小日子过的也是蒸蒸日上。但偏他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关于他辞职的详情，我是问过他的，因为年代久远，印象已经模糊了，大概的情况是，那时事业机关单位改革还滞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保守，体制僵化，很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于是就有一干有抱负的中青年毅然抛弃铁饭碗，投身到经济大潮的前沿做起了弄潮儿。九斤当属此类。辞职后，他只身南下，在海口的一家私营公司谋了份差事。据说那公司规模还挺大，在全国有十数家分公司。几年间，九斤辗转迁徙，在几家分公司干过，最后竞又被派回郑州，到河南分公司任职了，这次，他才算彻底安顿下来，一直到死。
九斤的死是有先兆的。在郑州那几年，是他事业的鼎盛期，不但公司业务做的好，又与人合资先后开起了酒楼、保龄球馆、网球场，都是有些规模的，房子、汽车也都有了。每天除了经营上操劳，就是忙于应酬，劳累加上过度的酒精刺激，使他的身体在英壮之年竞现出那下坡的景象来，只是他生性乐观，又活泼好动，初时不显，几年下来，终于挺不住倒下了。
开始好象只是无力，低烧，看了几家医院，都没能确诊，后来到了省肿瘤医院。去看他时，精神尚好，说话间谈笑风生，只说没事，休息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但气色毕竟不好。那时他个子已经超出我半个头来，越发显得瘦。说完话，他又陪我们去打保龄球，因怕他累着，让他做了两个示范动作，就不让他下场了，只在旁边做指导。我不善此道，总也掌握不住要领，球一出手，顺着边沟就下去了，几番下来，便觉兴味索然。看那边不时有人找他谈事，索性收了球，想送他回医院，但他说还有事。无奈，只好嘱他多休息，我们就告辞了。
时隔不久，他妻子打来电话，说情况大不如前了，现在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着，我便忙着召集了几个挚友，借了一辆汽车去看他，谁知那部老爷车总出故障，短短几十公里高速，竞爬了三个多小时。好容易挨到医院，他妻子迎出门外，未及说话，先红了眼圈。原来九斤已经半个多月不能进食了，连喝水也干呕不止，仅靠着鼻饲维持营养，嘴里自然是极无味的，有时实在忍不住，也只能放进一根咸菜丝咂吧咂吧，听了，我心中不禁黯然。简单谈了病情，我们就进入病房，只见九斤象只大虾一样蜷缩在病床上，瘦的已经皮包骨了。看到我们，他只无力地抬了抬手示意。我们围在病床边，不外乎说些安慰、勉励的话，他也时有应答，良久，只听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有什么，也不如有一个好身体啊。”
告辞的时候，九斤那眼神是我永远都不会忘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目光中交织着欣慰、依恋、绝望……还有些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心里知道，因他马上要转院北京，这一别，能不能再见，只有靠天意了！
可是，只过了三四天，他却亲自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竟像好了似的，显得有力而又从容。我问他那边的情况，他说还好，过几天就要手术了，我问是否需要我过去，他说等手术的时候吧，那时候正好需要人来抬。我答应着，受了他的影响，心里轻松了一些。
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没能等到手术。那天，我正在朋友家小酌，收到他妻子从北京发来的传呼，我赶忙把电话打过去，就听她哽咽着说，九斤不好了。我问“怎么不好呢？前天打电话还好好的呢。你放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会去的。”她的声音终于从哽咽变成了失声：“他……已经送太平间了……。”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我忽闻噩耗，还是失神了好久。九斤就这么走了？那个活泼调皮，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兄弟就这么走了？我无语。当我颓然落座的时候，旁边的朋友也什么都明白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告别厅内外，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