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好赌。搓麻将、斗地主，拿点小钱做赌注，这是全民性大众化的赌博方式，比之纯粹的赌博，或多或少还带点娱乐消遣和社交聚会的成份，所以大江南北，渐成风俗。这是第一类的赌，因闲而赌，只要限时限额也无大碍。真正有条件大赌的，还是政商精英，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大约也产生了先赌起来的一批人。据说因为他们在澳门、拉斯维加斯的大赌场以一掷千金的方式扬我国威，已经让外人对中国富豪刮目相看了。
富人用自己合法赚得的钱去境外合法的赌，那也是人家的权利。拿公款和赃款豪赌的公仆们，却不能不让人切齿痛恨。这是第二类的赌，因富而赌，玩的就是心跳，输掉的是花不完的闲钱和黑金赃款。第三类的赌，便是贫民们拿全部身家性命做赌注期以改变自身命运的集体赌博，因贫而赌，让我心痛、让我悲哀、更让我难过!
这二十多年里有一个虽未经论证但广为传播的理论，简言之就是致富有捷径、财从险中求。忽视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视长远的制度建设，忽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因素，从政府到专家到企业大谈所谓抓住机遇、剑走偏锋、金点子、擦边球、一招致富的速富论。我读过不下三十本某富人、某成功企业和某地的富裕史，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在某关键时刻，未来的富者抓住了一次特殊的机遇，做了一次非凡的决策，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拼命一搏，换得从此飞黄腾达。
财富故事大抵如此，我深以为这种故事忘记了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作用，对渴望富裕的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具有不良诱导。最不幸的是，下海赌机会、炒股赌政策、明星赌贵人、律师赌法官，恰恰正是我们社会的惯常现象。我并不怀疑富人命运中有豪赌式惊心动魄的一次出击，但我绝不相信它能成为社会富裕的一种普遍模式。在中国，某时某地出现一个致富典型，如果这个典型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无关，它便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支柱产业，所以不仅出现了纺织镇、五金村，也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卖血村、骗子村、假烟镇。
正如成功的走私者必受海关的庇护，成功的妓院必有公安做后台，嚣张横行的私彩背后自然也有官员和庄家的交易。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不能不去保卫人民的活命钱袋，从消极的方面，消除腐败，打掉大大小小的私庄，这是治标之策，从积极的方面，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地公平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乃是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