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有一个心愿未了，总觉得有一缕情愫未解，那是尘封在我记忆深处的一种哀思，却轻易不愿去碰它，怕将我心底的快乐曲变奏、洗涤。当我失去最亲爱的妈妈的深秋季节，我想，我可以用一颗更痛楚的心，去触摸那在流逝的岁月中已渐平复的伤痕，旨在让那些如意或不如意地生活着的人们，去深切感受那花一样生命凋零的惋惜之情，去尽情享受那灿烂阳光沐浴着的快乐和幸福。
和她初识是在新兵集训后，我们俩和十几名女兵被分配到了野战医院。她是一个老红军的女儿，和我同岁，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开始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成了好战友、好朋友，现在每每想起当年和她朝夕相处的点滴及她的音容笑貌，心里还是酸酸的。
我那时已经被调到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有下连队和下农村演出的任务，为了节省经费，队员必须是“一人多角、一专多能”。有一次要下连队演出前，偏偏和我跳双人舞的女兵有病住院了，队长临时将那位看似没有什么文艺细胞的女兵借调到了宣传队，和我同跳朝鲜族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我刚开始对她不屑一顾，但几次排练后，我对她已刮目相看。原来她从小就学过舞蹈，表演中，瘦弱的身材如风摆杨柳，平庸的相貌绽开花一样的笑容，而且在她的身上，看不到高干子女身上普遍存有的“骄娇”二气的作风，很多时候，她会像姐姐一样照顾和安慰我这个经常因想家而哭泣的“林妹妹”，我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格拉大草原上留有我俩飒爽的身影，珍宝岛战地的原始森林里留有我俩并肩前行的足迹，我们俩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好战友。从珍宝岛战地返回部队驻地不久的一天，，她悄悄地对我说，近期经常腹痛、腹泻，全身乏力，并千叮万嘱地告诫我，不许对任何人说，因那时我们都争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战士，又都在积极争取早日入团、入党、提干，有病也要“轻伤不下火线”。写到这里，我已是泪眼朦胧，我们那时太年轻，又是个“医盲”，以为这病到保健室开点止痛、止泻药即可，这一“治”就是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见好转，还有日益加重的迹象，这时的我再也不顾对她的“承诺”，偷偷地向领导做了汇报，这才将她送到了丹东230驻军医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一去，竟是我俩今生的诀别！
那个年代哪像现在，想去医院探望病人易如反掌。我们驻地到丹东要乘坐火车，而且没有领导的批准不许离开军营一步，所以，从我的战友住院起，我就多次向领导请假，想去医院探望我的战友，但那个年代的领导特“铁面无私”，我没有任何机会去看望她，连她的消息都打听不到，我每天都在焦急中等待着她，盼望她那瘦弱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通往火车站的路口。直到有一天，院领导将我和另一名女兵叫到办公室，说要带我们去丹东医院看望我的战友，我当时是欣喜若狂、心急似箭，恨不得一步跨到战友的病床前，帮她打一次饭菜，端一盆洗脸水，唱一首她最爱听的歌曲——金达莱。
当我们一行人踏入病房的瞬间，我顿感气氛异常，病床上躺着的人，面色萎黄，双目紧闭，气若游丝，病房内的“白大褂”里出外进，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已上了点年纪的老人，在病房的一角哽咽，我这才突然醒悟，预感到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我疾步扑向床前，看到了面目皆非的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声泪俱下地大喊她的名字，但她已经听不到我的呼喊，更看不到我为她流淌的满脸泪水，我的耳边只听到带我们来的那位领导，站在她的床头，“只争朝夕”地宣布，她已正式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了。
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个年代的很多做法，就是给他们讲那个年代的许多真人真事，也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认为人都要没有了，入不入团、光不光荣有什么用？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庄严的大事，是在给即将故去的人“盖棺定论”，我那时就真的感觉很为她高兴和骄傲，现在想起来，满腔只有两个字的感慨：人啊！
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我能有幸在她弥留之际被领导带去医院，是我的战友在得知自己得的病是肝癌晚期时，多次提出要见我和同去的那位战友，领导先是以各种理由推诿，直到人已病入膏肓，才很“人道”地批准我们前去探望，实质是最后的“送行”。
我亲手为她梳了最后一次小辫儿，亲眼看见雪白的床单缓缓地蒙上她的全身，亲眼看见一个女兵花季生命的凋零，亲自将他的父亲送回金州家中，并吃了一顿她妈妈亲手做的饭菜，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斗转星移几十年，想起她时我会自问：如果她活着，是否会有一个和我完全一样或不一样的人生？我也会自责：当初我要是早点儿向领导汇报她的病情，她的生命是否不会凋零在花季？可一切都是在自问自答。我现在只想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只想解开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天堂里有一只能歌善舞的百灵鸟，她的名字叫“谭朝阳”，芳龄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