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八月十五，只要回老家，我都会买两份月饼，一份送给父母，另一份送到舅姥爷的坟前。不为别的，只为他独特的经历、淳朴的性格和与月饼有关的缘分。
小时候，正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一个糖球就可以让我们含一天，到处显摆，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月饼这种东西。
一天放学回家，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正在和父亲说话，母亲则在灶房忙活着。见我进来，母亲把我领进屋，指着陌生人说：“这是从山东老家过来的，叫舅姥爷”，又回头对陌生人说：“这是我们家老大，刚上一年级”。这个陌生人当晚就住在我家。后来听母亲说，这是远房的舅姥爷，老家实在是太困难了，不得不跑到关外来讨生活。
在父亲的帮助下，这个舅姥爷就在我家自留地里盖了个小房，算是在村里安顿下来。
舅姥爷是个有手艺的人，木匠、瓦匠、种地、喂牲口、张罗事儿全行，而且还会做点心。这年八月十五，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到舅姥爷用玉米面做的月饼，可好吃了。当天吃了一块，剩下的一块留了好多天都不舍得吃，最后还是被小伙伴们你一口我一口分吃光了。
舅姥爷是个热心人，不管村里还是周围邻居，只要有事儿他都到场、出力，和村干部、周围邻居的关系处的也不错。
闲暇的时候，舅姥爷爱到我们家串门，扯古论今。经常扯起的话题便是他差一点参军的故事，每一次都是洋洋自得地说：“我十多岁的时候，八路军的一个大官在我们家养伤，对我可好了。没事儿就教我拆手枪、装手枪、射击。没过多长时间，你猜怎么着？我打鸟的水平和他差不多，蒙着眼睛卸开手枪再装好，也就一袋烟功夫。临回部队的时候，他非要带我给他当通讯员。嗨，就怪俺娘，怕万一有个好歹断了香火，说什么也不同意。八路军长官走的时候，我偷偷地跟在后面跑了六里地，最后还是被俺爹给追回去了。那时候我要是到了部队上，现在说不定当多大的官呢？从小我就喜欢打仗，等将来小子长大了，说什么也要让他参军，到部队上给我拿两个军功章回来。”
过了一年，舅姥爷回了一趟老家，带回了舅姥和一个半大小子。舅姥感觉怪怪的，不爱和人说话。那个我叫舅舅的半大小子却成了我的玩伴，我们俩整天腻在一起淘气。
舅姥爷是个勤快人，脑瓜也活络，家里房子虽然简陋，但被他收拾的井井有条。冬天农闲时，别人都聚在一起打扑克下棋摸牌，他却从不参予。没事儿做点心、打桌凳、编筐、搓草绳，骑个自行车带着到城里去卖。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惹得周围邻居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他也雄心勃勃的买砖拉瓦，准备盖三间大瓦房。
正当舅姥爷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村里进驻了四清工作队，割资本主义尾巴。今天砍果树，明天杀鸡鸭，弄得鸡飞狗跳，村民十分不满，大家私下里称他们为“尾巴队”。后来听说“尾巴队”的队长是一名刚提拔起来的姓宫的女同志。因老百姓都讨厌工作队，所以暗地里叫她“母夜叉”。这个人伶牙俐齿，争强好胜，费尽心机要在我们村做出点成绩，抓出个典型来。
我们村以赵姓为主，村民之间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抓谁当典型大队干部们都无法统一意见，工作队队长便把眼睛盯在了几个外来户身上。
后来听父亲讲：舅姥爷本来就整天搞小农经济，工作队几次要批斗他，是父亲和几个村干部一直顶着才没有动他。工作队队长见一时难以打开局面，自己无法向上面交代，更无法借以高升，于是对这些外来户一户一户过筛子外调，想从中打开突破口。这一查，还真查出了舅姥爷的“问题”。于是以父亲等人审查不严、阶级斗争意识不强为由，让几个大队干部先后“靠边站”了，又重新选了几个大家都讨厌的二癞子，终于组织起了全村的批斗会。
批斗会上，舅姥爷和舅姥成了“主角”，还有两个“陪斗”的。批斗会开始，宫队长首先传达上级精神，然后宣布舅姥爷等人的“罪状”。舅姥爷的“罪状”一是通敌卖国，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底下一片愕然。宫队长见大伙不解，便拿出了外调材料，原来舅姥是日本遗孤，在当地无亲无故，和当地老百姓语言不通，加上刚解放时不少老百姓都恨日本人，所以生活艰难。舅姥爷经常关心她、帮助她，后来二人便成了家。二是大搞小农经济，妄想复辟资本主义。队长讲话后，动员村民上台继续揭发他们的“罪状”，底下没有一个老百姓主动上台，队长只得叫新提拔起来的几个村干部上台揭发。连续批斗了十多天，还没收了舅姥爷的全部“财产”。工作队组织材料，想把舅姥爷“送进去”。过了十来天，舅姥爷又回来了。据说是“怀疑有因，查无实据”，发回村里监督改造。也就这十多天，舅姥爷由原来的花白头发变成了满头白发。从此舅姥爷在村里整天低着头干活，爽朗的笑声听不见了，见人一脸木愕的表情。
在工作队的监督下，舅姥爷一家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没有一点工分不说，年末粮食也分的最少。破房子四处漏风，简直跟唱戏里说的王宝钏的寒窑差不多。工作队严禁他们和别人接触，所以表面上谁也不靠近他们家，暗地里都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
一天半夜，一阵敲门声把我们全家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舅姥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昏了过去。舅姥爷到大队要车送舅姥看病，却被工作队训斥了一顿，明令车把式坚决不准给坏分子出车。人命关天，父亲只得挨家挨户找人，二十多个小伙子硬是用门板抬着舅姥，走了二十多里山路送到了县医院，舅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民间渐渐可以互通消息，不少日本人开始寻找留在国内的遗属。舅姥的叔叔不知怎么找到了她，非要带她回日本。在国内艰难度日的舅姥很想到日本去，舅姥爷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舅姥只得含着眼泪自己回国了，舅姥爷和儿子留在了国内。
这年中秋节，舅姥爷特意做了月饼，和我们一家一起过中秋节，还在席上给舅姥留了一个位置，舅姥爷流着眼泪念叨了半天。
每年部队征兵，舅姥爷都要儿子去报名，还亲自找大队、找公社领导说情要送儿子参军，却终因舅姥爷不清不楚所谓的“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政审关。为此，舅姥爷年年上访，要求还自己一个清白。
1978年，舅姥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年冬天，儿子也顺利地参了军。舅姥爷这回精神了，干活也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