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上记叙过一个小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轮扁在堂下削制车轮，他问桓公读的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死了。轮扁说：那您读的内容对你的工作肯定不管用。桓公大怒，一个匠人怎敢妄加评论？轮扁淡淡地说道：我是根据我的工作来观察的。制作车轮，榫眼做得宽了就松滑而不牢固，做得紧了就梗阻滞涩安不进去，怎么掌握好这个分寸，嘴上说不出，只能凭自己心里的意念。我无法使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儿子也无法掌握我的技术。
在工匠轮扁看来，即便圣人活着，把那些救国治民的道理说与他听，他所接受的也未必就是圣贤想要表达的全部思想。世间的许多道理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好比俗人问禅，不问便罢，一问，禅意就没了踪影。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它对生活的发现，在于它的超前性、自由性，甚至随意性。中国人说话言已尽而意无穷，思维的含蓄之美，真是妙不可言。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人工天可代，天工人不如；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三寸之舌胜于雄兵；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随便翻开一部典籍，这样的语言灿若珍珠，俯拾皆是，言简意赅，而又情味深远。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对真理的体悟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圣贤也不能够为你指点迷津。你的修行有多深，体悟就有多深。“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较音，纵深意）。”那个幽远深邃的状态尽在不言之中。
中国人说话写作含蓄隐讳，喻意深远；用词造句温婉简约，丰满滋润。对事物的描述不像西方人那样用理性和逻辑来说明真理，而是借用直觉、体验、类比和暗示来隐喻内心。而在西方文化里，世界是有序的、可预言的，事物按其本性在其中动作。人、自然、社会，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而成，一切皆有规律可循，只要你努力，目标就在前方。西方社会重视人的生命权利，提倡满足人的基本欲望。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人的行为可以相对自由和率直。比如喜欢一个女孩，洋人会直白地说嫁给我吧，我喜欢你。而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先用指头掐算一下胜算程度，揣度一下周围亲戚、朋友、同事可能的反映，然后相机行事。即便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也是如诗经里描摹的那样，“静女如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柏扬先生举过一个例子，说选举的时候，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不，中国人会一再推辞：唉！我哪行啊！我不够资格。其实你如果不选他，他恨你一辈子。如此一来，中国人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想法，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有势，或者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这麻烦可就大了，你得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如果说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国古代与古希腊人生存环境恶劣，重在探索自然，从中体会出人的自然属性和力量之美、形体之美不同，困扰我们先民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的狂暴，而是人生社会的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其结果是个人生活必须强调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社会的复杂多变，人际的刻薄寡恩，逼迫着中国人逐渐学会了察言观色，含糊其辞，含而不露和随机应变。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事容易，一加一等于二，做人就难了，一加一可能是三，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七。中国古代许多有才华的人，在厌烦了世俗的种种际遇以后，大都选择退隐自守，清静无为，以为那样的归隐足以可以保证人的精神的提升，以及人格的满全。说到底其实是当理想与现实被分割以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事实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而然的际遇，只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缘而已。孟子讲，人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的确不是向壁虚构，而是人生历练的至理名言。中国古代是专制的社会，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致。结果是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王朝循环。有趣的是，那些归隐的贤士能人又无一不热衷于官场经验的描摹。我们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你不难发现，他们在满足于诗词歌赋，饮食男女的同时，也在为方术练养，官场钻营煞费苦心。
古老的东方文明是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农耕文明，它缺少海洋民族的浪漫和超越，缺少游牧民族的豁达和开放，外化的狭隘必然要转向内敛的宽广。儒、释、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正是个人的精神修持和心灵回归。对此，你可以称之为成熟或者练达，也可以说是世故或者圆滑。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否世故是否圆滑，差不多是判断一个人会不会做人有没有城府的标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今天，国学热正在悄然升温，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正逐渐交织、碰撞与磨合。我们正大踏步地融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同时，世界也在欣赏我们亘古的美丽。也许有一天，当人们日益为由科技和工业带来的繁荣感到厌倦的时候，世界也将为人类心灵的归宿寻找一条平静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