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春晖,夏丏尊曾经是这座乡村中学的老师。他不尚空谈,为人敦厚,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有许多大学想聘他任教,都被他婉言谢绝。他选择了春晖,是觉得中小学教育更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的这种想法,换在现在,恐怕不会有人效仿。放着大学教师不当,而蹲在一所乡村私立学校中。即使一些优秀、模范教师也会觉得这样做有点傻。而夏丏尊却心甘情愿,他在受课之余,翻译了意大利作家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并把其中的理念灌输到他的日常教育之中,创造了“妈妈教育”的模式。他常常会叮嘱学生“勿吃酒!铜钿少用些!早点回校!”
他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写道:“单从外型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水的要素,反而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吧,圆形也吧,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我总觉得他当时的那段话,似乎也是对现代教育的批评。我们的高考不也是年年在搞什么32;3X;语数外理科综合;语数外文科综合……等改革吗?这似乎也是围绕着池子是方形还是圆形的讨论,而忽略了池子里的水。
1946年,60岁的夏丏尊病逝于上海,家人遵其遗嘱,葬于象山之腰,与春晖隔湖相望。
另一位当年的春晖教师,是当代散文大师朱自清,他主张“有信仰的教育”。在《春晖》半月刊上,朱自清发表了《教育的信仰》一文,他在文中谈到:无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当教师的,都应当把教育看成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手段。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朱自清认为:“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如果学校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远行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远行一样。”所以“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而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徒一般。”
朱自清的教育倒使我想起,现在的很多学校,似乎就是一个“学店”。重点中学就像大商场,豪华,但东西也贵。偏僻的农村学校,就象个小店铺,价钱便宜,但常常是货色不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担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但这已不是学校和教师能够解决的了。然而现在的校长,特别是那些拿着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级”的校长,他们是把教育当成手段还是目的呢?别人自然无法知晓,但现在以教育为的终身职业的教育家似乎很少了。他们从教师——局长——市长——省长,逐步从一个教育工作者过渡到政府机关首长,实行了从毛毛虫化为蝴蝶的人生蜕变。他们的经历已经成为后来教师、校长的楷模。恐怕很少有人把教育当作“改善人心的使命”,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了。
朱自清说: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他对经亨颐校长“人格教育”的思想深以为善。他认为“教育者和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他反对“师道尊严”的传统,要求学生培养做人的“纯正的趣味”,克服在老师面前“矫情饰伪”的毛病。
朱自清先生一生磊落,即使在无米为炊的情况下,也不食嗟来之食。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
最后在贫病、饥寒中死去的这位散文大家,一直没有忘记在春晖的那段短暂生活,他说在春晖“我只照我喜欢的做就是了。”春晖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是丰子凯在春晖留下的作品,它留给了我们对老一辈教育家无尽的怀念!
1938年,经亨颐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61岁。建国后,其女普椿(廖承志夫人)遵其遗愿,将骨灰从八宝山移灵于春晖园内,表达了这位平民教育家对其事业的热爱。柳亚子在缅怀这位当年的老友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柳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而我们现在的许多重点中学校长,恐怕只是把学校当作他们向上攀爬的阶梯。他们的目标是局长、县长、乃至市长的交椅。他们关注的业绩,就是升学率。至于“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的教育思想恐怕从来就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