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蓉来电话，说是要出一本文集来纪念她一个月前过世的父亲范程。我为范家姐妹的这种孝心所感动，同时也认为用这种方式来悼念范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范老一生热爱文字，用文字来祭奠他，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和范老相识于一九七五年。那时中国的天空中还凝聚着“左”的阴云，但东方已现晨曦。一些走“五七道路”的“臭老九”，被陆续启用，各地的文学刊物也陆续复刊。辽宁省原有的文学刊物《鸭绿江》，复刊后改名为《辽宁文艺》，范老任小说组组长。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工农兵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的“左”的思潮还占统治地位，把作为“思想文化阵地”的文学刊物完全交给“臭老九”来办，由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不符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于是便有了一个口号叫“掺砂子”——让工农兵业余作者参与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
我当时是沈阳拖拉机厂的库房工人，因为在当知青时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过一些小剧本（用现代语言表述应称为“小品”），回城后又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小说，所以便有了“工人作者”的身份，能够被选调到《辽宁文艺》编辑部小说组来“掺砂子”。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仍然认为文学很“神圣”，对文学刊物的编辑们更有一种敬畏之感。我是以“工人阶级”的身份来“掺砂子”的，来改造“臭老九”的，但一走进编辑部，那充满文化的氛围，使我感到莫名的紧张。我胆怯怯地敲开小说组的门，两个朴素的女编辑――姜郁文和张素兰，听我自报家门后，立刻热情地把我拉到屋里。范老站在最里面的一个办公桌前，他虽然没有像两个女编辑那样表示“热烈欢迎”，但那一脸慈爱的笑容，使我激跳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我忽然有了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我们这些“砂子”（我之后又进来几个，如鲁东勇、崔云红等四五个人），有的是高中文化，有的是初中文化，其实跟那些无知懵懂又怀揣梦想的文学青年一样，热爱文学，却不懂文学；虽然写过几篇小说，被称为“工人作者”，实际水平却仍处在涂鸦和蹒跚学步阶段，当文学刊物的编辑根本不够资格，是名副其实的“砂子”。
范老对待我这个“砂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爱、关怀、照顾的尽心尽力。他的关爱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即是“不教育的教育，不指导的指导”，文学一点的说法，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表面上，他没有把我另眼看待，而是像对待真正的编辑那样，平等地分派任务，对我修改过的稿件既不评论，也不再修改，使我没有一丝自卑感。他从来没和我说过“如何看稿，如何改稿”，诸如此类的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尽管我并不具备这些常识，尚属于“编盲”），就像他从来不给业余作者讲小说作法一样。我想这是他对人的一种尊重。
“不指导，不教育”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为培养我这个“砂子”，他可是用尽了心思。他对我的帮助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另眼相待”。比如，分派我修改的稿件，都是他精心挑选的，是我能够驾驭得了的。他每次下去组稿都要带上我，让我参与他和各种层次作者的谈话。谈话的对象既有著名作家，也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谈话的内容有泛泛的组稿、约稿，也有针对具体作品的修改。每次谈话都是一堂课，我学到了在学校的课堂上永远无法学到的东西。
每次要和我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见面，我都是诚惶诚恐的，可是范老却和约见一般的文学青年一样，并不特殊招待，也无过分的热情。那些著名的作家对范老都特别尊重，这使我对范老又增添了几分了解，几分敬意。连著名作家都十分敬仰的一位编辑，怎么就普通得像邻家大叔？从中我似乎又领悟了一些做人的真谛。
范老对我的培养是全方位的。比如，为了让我开阔视野，扩大生活面，他带我参观过尚在建设中的辽阳化工厂，参加过昭乌达盟的“那达慕”大会……那些正式编辑都不曾有过的机会，他却给了我。
一般编辑是不能在自家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而我却例外。参观辽化后，范老让我写点东西，我写了短篇小说《“铁三八”新传》，当月就在《辽宁文艺》上发表了。他还让我写过文学评论，使我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范老对我的言传身教还有他的敬业精神。小说是文学刊物的主打栏目，而范老是小说组组长，每个月的组稿编稿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坚持和别的编辑一样看稿。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着小山一样的稿件。每天清晨，泡上一杯清茶，然后就坐下看稿。不管阴晴雨雪，他一坐就是一天，而且总是那么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碰到好的稿件，还会兴奋地高声称赞。要知道，自然来稿可不是文学名著，并不都那么引人入胜。有的平淡，如同嚼蜡；有的字迹潦草，让人头昏眼花；还有的句子不通，令人费解。可是范老每篇都看得那么仔细，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他都会认真地写在退稿信上，鼓励作者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要是稿件有一定的基础，他就会不耐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指导作者修改，直到能够发表为止。他让我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充分尊重作者劳动的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在现在恐怕很难寻觅了。
在《辽宁文艺》编辑部，在范老身边，我只待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这一年半的学习，却让我受用一生。1977年，我顺利地考上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民建市委机关。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改一篇介绍原工商业者事迹的稿件，这对我来说真是轻车熟路了。经过我修改的稿件受到领导的高度评价，领导甚至还到市委统战部去夸奖我说“真不愧是大学生”。我心里明白，大学并不曾有过这样的实际训练，这一切都得益于在《辽宁文艺》编辑部的学习，得益于范老对我的培养。
我真想再说一声“谢谢！”可惜迟了，范老他听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