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也算得上幸运。本来是一介无名书生，舞文弄墨少有建树，案牍劳形了无生气，囊中羞涩习以为常，压根儿没有博取别人厚爱的资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写了几篇千字文，不知不觉中，竟被突如其来的爱所包围。
记得几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正在挑灯闲读，突然接到一名得意门生的电话，才知道我的散文作品《淮河岸边的女人》，被素不相识的崔某改了标题发表在省城的一家报纸上。放下电话，我二话没说，连夜跑到单位找出那份报纸看个究竟。果然，眼前冠名为崔某的文章，与我早几年发表在《安徽交通报》上的原文几乎是一模一样！对此，我当然想搞个明白，翌日上午，一个电话打到编辑部进行交涉。副刊编辑十分重视，当即叮嘱我邮寄原文供他核对，还以诚恳的态度表示，若认定崔文系剽窃之作，必将从严处理。
不几日，远隔数百里的崔某给我来了几个电话，可怜巴巴地介绍自己是某单位的聘用人员，工资待遇很低，家庭生活困难，平日里写稿的稿酬和外宣奖金是维持生计的重要收入。崔某说，他在报上看了我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一下子就动了心，爱上了这篇文章。崔某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再三提出要到霍邱当面赔礼，并央求我放他一马。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是对他有了恻隐之心呢，还是被他的爱所感染所打动？抑或是觉得应该感谢他抄写拙文的辛苦劳作和发表拙文的良苦用心？反正，几次通话以后，我手下留情，没再深究。
人世间很多事情总是无独有偶。前不久，我上网搜索资料，无意间发现了读者网2008年11月2日“读者论坛”以及其他几家网站刊发的《秋夜遐想》一文。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文章未作任何标注，甚至连引号也没加，原封不动地从我发表于2008年5月9日红袖添香网的散文《淮河岸边的文人》中，截取了这样一段文字：
“蒋光慈，淮河岸边一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却是笔下挟风雷，开垦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处女地；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他们从同一个小镇走来，聚集到鲁迅先生的大旗下，创立闻名遐迩的未名社，以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双丰收，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抹上了浓墨重彩；李何林，二十九岁就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现代文学思想论战的史料集《中国文艺论战》；徐贵祥，裹着战争的硝烟，领军军旅文学创作，在《历史的天空》中一举摘取茅盾文学奖的星辰；柳冬妩，带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远走他乡，却奠定了中国打工诗的起点，并成为打工诗歌研究的第一人。”
我很是不爽，愤愤然打电话给《秋夜遐想》的作者，——我的霍邱同乡张某，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农民。张某对我的作品一直很看好，曾在红袖添香网给我留过一些赞美的文字。张某在电话里解释说，他喜欢我笔下的文字，加之写作时，手头确实没有其他资料了，这才不得已而为之。
听完他的话，我哭笑不得，可转念一想，又有一种别样的感受。不是吗？人家喜爱我的文字，而且把它发表在多家网站，展示给更多的读者，虽说是未经许可，未作说明，但毕竟费心费力，我应该向人家道一声谢谢才是啊！
本以为这两件事足以昭示人间有爱，然而不曾想到的是，爱无止境。去年，我写了八十多篇散文，有一篇《手稿》在中国作家网发表后，一家市级报纸爱之心切，连招呼也顾不上打一声，就拿去在副刊上原文发表了。我从网上搜索到该报的电子版以后，打电话要求报社邮寄样报和稿费，并以文中涉及我的工作单位为证，请他们加以核实。然而，报社的人你推我我推你，几个回合下来，毫无结果，让我颇感意外。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时隔两周，该报又把我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的另一篇散文《难忘小花猪》登了出来，而且作者的姓名由“张烈鹏”变成了“张鹏”！
面对此情此景，好在我理解报社的爱心：难得呀，人家报纸远在千里之外，能够主动刊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的文章，甚至连投稿的邮费都给节省下来了，这自然是对我和我的文章的厚爱。此时不言谢，怕是要辜负人家的诸多好意了。然而感激之余，静下来再仔细想一想，总觉得还有一层谢意要说，那就是：谢谢你给我的爱，也谢谢你不要再这样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