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鲁西农村。身在异乡打拼，对过年的感觉很淡，是飘飞的雪花和父母一个个盼归的电话告诉我要过年了。由于工作的原因，回家过年一直是一个梦想，在外20多年，伴随着年夜辞旧迎新的钟声和鞭炮声，品尝的依然是小时候老家过年的味道，挥之不去，浓浓的，醇醇的……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送走灶王，年味渐浓，家家户户打扫院子，杀猪宰羊，购置年货。赶年集是必不可少的，好像攒了一年的钱，都要在这个时候花似的，就是手头再不宽裕，也要挤出一些，逛逛年集。那时候集市少，年货需要提前盘算，一两个年集就筹备齐了。农村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平时赶集的机会少，能跟父母讨几毛钱去赶年集是非常神气和幸福的事儿。烟花市场是最热闹的地方，那时经营烟花还不受定点管制，放开了卖，一路两行都是摊位，商贩为了招揽生意，不仅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还要相互斗法，不停地燃放，看谁的好。中午时分达到高潮，每当这个时候，我和伙伴们都冒着被炸伤的危险，抢回一些摔死的鞭炮，剥出里面的火药，留着过年装填自造的火枪。快要散集的时候，忍痛拿出可怜的几毛钱买点儿自己看好的烟花，无非是“老鼠屎”“钻天猴”“摔炮”之类，往往是为赶一次年集要饿着肚子来回步行二十多里路，虽然疲惫，但很兴奋，因为这是过年期间很值得炫耀的话题。
过年的喜庆气氛需要春联的装扮。写春联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老家有“贴八不贴九”的风俗，腊月二十八这天大都把春联贴上了，平时灰土土的门楣和小院就一下子亮丽起来。我十多岁的时候，在我们村“老学究”的指导下，毛笔字就已经写的很有模样了，除写好自家的，还要帮别人写，虽然村里有几个写手，但也总是忙不过来，乡亲把裁好的大红纸送来，我也不好推辞，不得不自备墨汁加班熬夜，有时怕弄混了，晾干卷好后，还要标注上姓名予以区分，也有时偷懒，不愿写费劲的正楷，就龙飞风舞一番，但大都夸我写的好，连声道谢，父母脸上很有光彩。仔细想来，现在的这点毛笔字功底还是那时铺就的，还得感谢乡亲免费为我提供了练字的纸张。现在集市上卖的都是印刷的春联，比手写的春联要漂亮的多，但总感觉淡了一些过年的气氛。
小时候家里穷，我们盼过年，父母怕过年，母亲经常称过年是“过难”。别的不说，单就置办我们弟兄几个的过年衣裳，就是母亲最大的愁事，还没进腊月门就和大娘婶子们开始思量，好在母亲手巧，能把大的改成小的，旧的翻成新的，过年出门让我们整整齐齐不失体面。记忆当中，在那激动人心的年夜，总能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衣服或纳鞋底，进行最后的收尾，像是要把对孩子的爱怜和一年的愁苦都穿引在她手中的针线中，这个镜头在我的脑海中定格。虽然穷，穿不起新衣裳，但在噼啪的鞭炮声中，人人都感觉到了迎接新年的重要，期盼在，希望就在，过日子的心气儿就足，年味儿就浓。
老家的年夜饭主要是吃饺子。饺子馅主要是白菜粉条和少量的猪肉，油水也很小，尽管饺子的内容单薄，但也是吃的满口留香。由于细粮不足，母亲包的饺子分两种，一种是小麦面的，一种是地瓜干和榆树皮掺在一起磨制的黑色复合面。小麦面饺子只包几碗，分别用于供财神、灶王和列祖列宗，父母舍不得吃，我们弟兄也只分得三两个解馋，地瓜面的黑饺子是可以放开吃的，但吃多了烧心，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属过年的美食了，这种境况直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得以改观。如果把这过年的往事讲给今天的孩子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老家大年初一有磕头拜年的风俗。磕头拜年的场面比较壮观，天不亮就开始了，老年长辈一般不出门，准备好香烟糖块在家等小辈来磕头，同辈人大都三五结伙，按照辈次高低逐门磕头，也有的为节约时间，一二十人结队，前边有人喊着：“给爷爷奶奶磕头了！”扑扑腾腾跪倒一院子，老辈人嘴里说着不用了，却不伸手去拉，一年就一次，长辈很希望晚辈来拜年。磕头拜年不仅是老家的一种风俗，也有增进感情，化解矛盾的功效，至今不衰。据说有许多发生过冲突的街坊，都是在磕头拜年的过程中握手言和的。且不说这种拜年的方式是否落伍，只要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换个角度想想，这难道不是乡情和年味儿的一种表现么？
家乡的年味儿家乡的情。年已不惑，总在想年味儿的感觉是什么，如今生活好了，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玩鞭炮、穿新衣了。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片片断断，更加想念父母，想念和父母在一起的团圆饭，团圆才是真正的年味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