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教育产业化，就必须得说到这位某汤先生。此人是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力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的经济增长，政府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与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扩招一时成为风气，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上升：从1998年前的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普遍五千元左右直到最后的一万甚至一万以上的价格。
这个政策的两个主要目的都实现了。首先是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诚如汤先生所言“自扩招以来中国每年专本科招生人数已经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增加到了1334万人”；“高校本身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大学数量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一倍。”其次，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来看，高校扩招在社会上的反应是积极的，当时在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报道了大量原来可能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因为上大学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以及他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憧憬。在1998年以及以后的两三年中，汤先生一直因为一纸建议而受到人们很大的尊重。可是从2002年开始，这种尊重开始变成怀疑，因为从这时开始，扩招的学生们陆续要毕业了。
汤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首先，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花了大本钱上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发现，他们的就业工资从3000元降到了2000元，再降到了1000多元，到了2006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毕业生工资已经出现了3位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1000多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了。但是同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不知道汤先生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农村的中国大学生来说，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家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种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汤先生与许多学者争论过贫困生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对于贫困生是有政策的，因此不会有多少贫困生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我们姑且不论银行对助学贷款的冷漠以及关于贫困生标准制定上的问题，我们甚至也不考虑大学毕业生要几年才能还上贷款，要几年才能为结婚生育筹足钱。单说农村有多少家庭因为惧怕高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这条路，以及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想起来都不寒而栗。汤先生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很多有潜力的孩子，因为高校的高收费，在达到汤先生所说的贫困生标准之前，已经放弃竞争了。
其次，汤先生对于扩招的优势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扩招，1998年以及以后两年中需要即时就业的青年都上大学去了，减轻了就业压力。但是汤先生没有想到的另一点是，扩招以后4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要就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付出了高额成本的他们毕业即失业，找工作极其困难。原因很简单，就业压力不会因为学生们都上学去了而消失。大学生毕业后，汤先生们说：需要改变的是大学生们的就业观，要适应低档次的就业，要适应一下子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同时他要求社会对就业的统计方法也要改变，要把微型企业工作的大学生也统计到就业范围内。不过不知道汤先生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如果大学们要低就，为什么当初他的建议中不包括大力发展更适合低就的职业教育，而让扩招的大学生花4年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成本去学习后来他们可能无法“低就”而用的知识。
再次，扩招的另一个结果是，大学规模都迅速的扩大了。一夜之间，中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人数动辄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几千亩不算大，上万亩才算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中间必须有学院甚至校区，要四五级管理；专科学校，学院已经不好听了，必须叫大学，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一流大学。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大学。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却是大师。要记住，科学不是用投资就可以换来的。不知道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清华大学图书馆门上的铜钉的铜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的，高校的发展有它自身成长的历史和逻辑，它需要自由的空气和开放的心态来滋养。历史将会证明，试图用大量的金钱、崭新的大楼来造就一批一流高校的想法，只不过是历史的笑料而已
